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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导读

2017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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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祖权:历史上爱国们的前科

January 31, 2017

博谈网2017-01-30 22:37 来源: 博客

近代历史上第一波被称为爱国的运动,非(义和团)莫属,教科书上都写过义和团的爱国事迹。有些历史资料误以为义和团爱大清国,并以扶清灭洋的旗号烧杀抢劫,实际上义和团的另一个口号是“先拆电线杆,后扒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

著名的五四运动中也有很多特色的爱国们,这一场爱国运动,不仅打了卖国贼曹汝霖,还火烧了赵家楼以及相邻的11间民房,也让民国政府失去了很多外交上的利益。当时北京大学一名叫江绍源的学生把曹汝霖家里一床红绸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边晃边喊:胜利了!胜利了!

后来被打的卖国贼没有跟日本人合作,参与放火的爱国者梅思平却成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在南京被枪毙了。

民国的外交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袁世凯和他的英文秘书顾维钧,袁世凯和顾维钧先后都在外交上为中国竭尽全力争取过国家权益,只是义和团的传人们从来就没有理性过,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都很狂热,今天还是这样。

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又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爱国们,最著名的是抗日请愿团[青年援马团]在上海抬棺出征,一路宣传,步行去东北抗日。当时就有报纸这样评论:这样一边抬棺一边走,到东北起码三年,为什么这些爱国们不坐火车去东北抗日呢?

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也是一样,喊抗日喊得最欢的爱国军官孙铭九很快就投靠了太君,做了汉奸。当时还有很多的爱国们,一边高喊抗日,一边往后方跑,有的爱国们干脆跑到根本看不见日本人的地方,然后再大声抗日。这样的基因遗传到抗战结束70多年后,就有跑到日本宾馆里放水爱国的人了。

历史上,有很多真正抗日的爱国者都默默无闻牺牲了,有些活下来的抗日英雄又被自己的同胞在运动中杀掉了,至今也没有把这些英雄的名字写进教科书。

后来,红卫兵们的爱国热情那就更不用说了,历史上有图有真相,红卫兵们留下的史料比义和团的要详细多了,这里就不忍多说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今天很多老红卫兵的内心还是像当年一样爱国的,只是他们的胳膊腿越来越不行了,这算是历史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如今,令老爱国们欣慰的是,小红粉成长起来了,小红粉们不但会翻墙爱国去骂人,还喊出了很多可以媲美纳粹的口号,比如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解放什么岛,是什么名字的岛,我不记得了,但肯定不是库页岛,因为那个库页岛“爱国们”是不敢提的。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很多这些底层抗日反美跟着导向叫嚣战争的年轻爱国们,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普遍没房,甚至还没有老婆,惨兮兮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所谓的爱国就全凭一张义和团的嘴,只有鬼才会相信像他们这样的人能爱国。

今后,当还有人以爱国的名义跳出扎推乱叫唤,继续打算把中国往历史的沟里拖时,大家看好了,这样货色历史上都是有丑恶前科的。

杜光:试析胡主编对知识分子的警告

January 31, 2017

  郭跳跳攻击周有光的余音未尽,又传来胡主编批判茅于轼的信息。《环球时报》在24日的社评专版头条,发表了胡主编以单仁平署名的《茅于轼决非榜样,而应是一个教训》。胡主编的这篇大作,既是对茅于轼个人的批判,也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警告,具有普遍性,因此有略加分析之必要。

        (一)警告之一:不要以茅于轼为榜样

    胡主编的文章在开头报道了茅于轼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两家网站“依法关闭”,他在新浪微博的个人账号被封等信息,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接着,胡主编就指责茅于轼:“一是否定国家认同,二是他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和攻击,三是他对国企的全面否定。”这三个否定,大概就是标题上的“茅于轼决非榜样”的主要理由。

茅于轼的这三个否定,就理论层面来说,都不是不能讨论的禁区,而且大有争辩的余地。

其一,党章和宪法都把我国的国家性质定位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判断,即使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衡量,也是完全错误的。我在十几年来所写的一些文章里,曾经多次指出: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动的社会主义改造,绝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我还多次论述人民民主专政同民主法治的对立和互不相容,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实现民主法治,此处不再详述。需要指出的是,是否认同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者说是理论性的政治问题,政治性的理论问题,总之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你胡主编可以保持你的观点,他茅于轼也可以保持他的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争辩。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但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强迫别人认同自己的观点。

其二,对毛泽东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是非,是全面肯定还是全面否定,或者是有所肯定有所否定,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历史摆在那里,只要揭开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相反地,如果掩盖历史真相,不许讨论,不许发表不同意见,把不同意见视为敌视攻击,都是非理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

我国向来有“盖棺论定”的成语,但像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虽已盖棺,而且官方已有定论,但在民间,却迄今尚未论定。这是因为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未明,事实不清,加上几十年来对他片面地歌功颂德,隐恶扬威,因而他的功过是非,至今仍然笼罩在个人迷信的浓雾之中。这就使民间对重新评毛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兴趣。茅于轼对毛泽东的评价,反映了部分民众对毛的看法,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只是当政者执意将毛泽东设置在神龛里,维护周至,民间稍有不敬便加挞伐,才使这个问题显得突出起来。最近山东邓相超就因为转发对毛泽东口出不敬的微博,便遭到围攻罢职;周有光刚刚去世,第二天就有郭跳跳跳出来谴责他“反毛”;现在胡主编批判茅于轼对毛全面否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对国有企业如何评价,应该肯定还是应该否定,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而且具有根本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几十年来,执政当局把斯大林的谬说奉为金科玉律,认为国营企业是高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集体企业是初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宪法甚至规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近几届党代会通过的文件,也都强调国民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在这个问题上,朝野都陷于斯大林主义而不可自拔。

茅于轼否定国有企业并没有错。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论述,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即后人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形式,将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一方面,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劳动者联合占有;另一方面,每个劳动者在其中享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种生产方式,保持了劳动者在企业里的主人地位,他们有权参与企业的决策、经营、监督和利润分配;同时也就构成为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人、国家主人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是在分析两种不同形式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我扬弃的过程中,描画出未来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这种经济形式,既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可以说是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的私有制。而现有国营企业的劳动者,并没有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没有参与企业的决策、经营、监督和利润分配。这些企业,多数已成为权贵所有制的企业了,怎么能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呢?它被包括茅于轼在内的许多学者所否定,不是理所当然吗?

    (二)警告之二:不要做“舆论反对派”

胡主编对茅于轼的批判,颇有点警告所有知识分子的味道。他在这篇文章里说:茅于轼的观点,获得了自由派和西方的支持,茅于轼甚至是“被自己的支持者绑架了”。话锋一转,就以自由派为对象了。他警告说:“做‘舆论反对派’,或者‘否定派’,在中国行不通。因为这与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国家政治的现实机制背道而驰。”

我不知道胡主编说的“舆论反对派”和“否定派”的确切涵义。他所指的,大概是一些持有同官方舆论不一致的观点,对现行政治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采取否定态度的民间人士。但胡主编在这里可能是搞错了。什么是舆论呢?舆论的本来意义是民间的言论,是蚩蚩草民的意见。考其源流,当从“舆”字说起。《左传·昭七年》载有“人分十等”,所谓十等,是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舆属第六等,大概是为王公大夫驾车的仆人,处于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这样一些人都归类为“黔首”,也就是后来通常所称的“老百姓”。所以,舆论的原意,指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言论。《旧唐书·宣宗纪》就有“采听舆论”的记载。《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舆论”条的解释是“群众的言论”,是比较恰当的。按照这个定义,所谓“舆论反对派”、“否定派”,指的是反对、否定群众言论的人。茅于轼并无一官半职,无权无势,他的见解,应该属于群众言论吧,胡主编在《环球时报》上写文章,对他横加指责批判,岂不是把自己定位为“舆论反对派”、“否定派”了?自己充当“舆论反对派”、“否定派”,却告诫别人不要做“舆论反对派”、“否定派”,是不是有点滑稽啊?

当然,胡主编在文章里所说的“舆论反对派”,指的大概是反对、否定官方舆论的人。据我了解,反对像《人民日报》、《求是》、《环球时报》这样的官方报刊者,大有人在。胡主编警告人们不要反对、否定他们,是可以理解的。他把舆论的涵义从群众的言论改变为官方的言论,也情有可原。因为现在的媒体报刊,全由官方控制,民间舆论已经绝迹。当局连体制内的民办刊物《炎黄春秋》都无法容忍,硬是派人抢夺过去,把它蜕变为官方喉舌。所以,舆论这个民间俗语,被官方夺取强占,也就不足为奇了

胡主编还说“舆论反对派”“与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国家政治的现实机制背道而驰”,这是把两种不同的概念混淆在一起了。反对或否定官方舆论,固然同“国家政治的现实机制背道而驰”,因为国家政治的现实机制是人民民主专政,它容不得任何反对或否定它的民间舆论;但是,却与“宪法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因为宪法既保证公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当然包括反对、否定官方舆论的言论。宪法有哪一条规定公民必须和官方舆论保持完全一致呢?

    (三)警告之三:批评要有建设性

胡主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这种话现在有被解读得走火入魔的架势,越批判越光荣,越搞极端批判越能站上道德高地,这是自由主义思想对人们的洗脑。”因此,他主张“建设性的批评”,反对“对抗性批判”。他说:“坚持批评的建设性是推动民主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搞‘对抗性批判’在中国决无前途。”

我不知道胡主编在这里说的“极端批判”指的是什么,大概茅于轼的“三个否定”就属于这一类吧。至于他说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人们的洗脑”,更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据我所知,自由主义的古典涵义包括以理性为基础,以不侵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以法律为准绳。“知识分子的批判”只要符合于这三点要求,不论是建设性还是对抗性,都有利于“推动民主可持续发展”,都应该受到欢迎。相反,像胡主编这样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模样,以权威自居的人物,几年来不知写了多少非理性的、损害他人的、而且违背宪法第三十五条的文章,倒确实需要让自由主义思想好好洗一洗脑子,写出一些理性的、尊重他人的、遵守宪法的文章,才能受到人们的欢迎。

怎样区分“建设性批评”和“对抗性批判”?按照胡主编的说法,茅于轼等的问题在于“站到了国家治理的对立面”,所以批判带有对抗性。而中国需要的批评,应该具有“可以识别的确实产生积极影响的建设性”,并且以探索、塑造“中国民主及现代舆论的正路”为目的,这同他在前面提到的“坚持批评的建设性是推动民主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是一致的。。既然要探索“中国民主及现代舆论的正路”,“推动民主可持续发展”,就免不了要揭露“国家治理”的缺失,提出改进的意见。不论是“对抗性批判”还是“建设性批评”,只要是有利于探索民主发展这个目标,都应该加以欢迎、鼓励,任何歧视、打击,都是错误的。

顺便指出,回顾我国近现代的历史,“对抗性批判”大都是从“建设性批评”发展而来。长期以来,执政当局继承反胡风、反右派的传统,本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的原则,把大量建设性批评者视为敌人,是敌对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们赶到对立面去,使许多“建设性批评”转化为“对抗性批判”,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惜哉!

但胡主编为这种现象创造了理论根据。他在这篇文章里说,即使是建设性批评,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舆论反对派’从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视角来诠释他们所谓的‘建设性’。而我们所说的建设性建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上。”

“图穷匕见”!胡主编的宏论最后回到西方价值观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这是所有帮闲文丐们最后的杀手锏,也是掩护逃遁的烟幕弹,他们在理屈词穷的时候,往往就祭起西方价值观、海外敌对势力之类的法宝。但是,这法宝用得多了,也就不灵了。

                  2017年1月29日

五柳村2017年1月29日(星期天) 晚上8:47收到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January 29, 2017

此文经作者授权于本公号首发

 

 

1976年10月6日晚,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张春桥等4人突然被逮捕囚禁,他们被叫做“四人帮”。当时他们占据了中国权力场排名最前6人中的4个,张春桥是第4号权力人物。 之前毛泽东的死亡与“四人帮”的被逮捕,是导致文革结束最重要的两个因素。4年后的1980年底,特别法庭发起了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后改为无期徒刑,1998年“保外就医”,2005年88岁因病死亡。

 

如今中国的多数年轻人不会清楚地知道“四人帮”的4个名字,但是在2016年的关于文革发动50年的各类活动中,可以看到,“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的幽灵在飘荡。这先要从更早的时候讲起。

 

 

一、红色高棉和张春桥

 

2014年,柬埔寨制作的电影《遗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成为奥斯卡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国影片”之一。这是关于红色高棉也就是柬埔寨共产党统治时期(1975-1979)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电影,展示了柬埔寨人民怎样从城市的家中被驱逐,怎样到集体农场从事超强的体力劳动,怎样挨饿,怎样被惩罚,怎样死亡。红色高棉造成的巨大灾难,令人悲哀和愤慨。这部电影相当独特,人物是用秥土塑成的,电影插进了红色高棉时期留下的黑白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是当时的宣传品,穿插其中相当有效地增加了影片的历史质感,也有利于说明电影故事的由来和成因。

 

在这部纪录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张春桥。张春桥访问柬埔寨,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那个年龄的一般中国男人显得健康年轻(权力带给人外貌的改变)。巨大的专机降落,张春桥领头走下飞机舷梯,和迎候在那里的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波尔布特(1925-1998)握手拥抱;女青年向他献花;他和波尔布特走过夹道欢迎的群众和战士;他向波尔布特赠送镶在大镜框里的毛泽东会见波尔布特的巨幅照片;他在宴会上举着高脚酒杯与波尔布特碰杯;他和波尔布特坐在长沙发上会谈。

 

张春桥称赞说:柬埔寨的“大跃进”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庆典。他告诉波尔布特: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柬埔寨取得了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识形态试验场,访问这里是上课。

 

当时,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并没有发表在中国的报纸上。中国媒体从未提及张春桥1976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更没有报道他和波尔布特的谈话内容。张春桥的这一访问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秘密访问”。实际上,当时普通中国老百姓既不了解柬埔寨正进行着什么样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国为支持红色高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不告诉中国人民发生了什么事,是那时候的“常态”。根据后来的柬埔寨政府的“国家历史记载”,张春桥在1976年2月访问柬埔寨。(感谢宋征先生帮助查找到这个日期,他是《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和红高棉“革命”的历史》这本900页厚的书作者。) 

 

关于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做了什么?笔者翻译的《“民主柬埔寨”历史》(A Histor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一书中的“概论”写道:

 

在1975年取得政权之后,红色高棉把200万住在金边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驱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千千万万的人在撤离城市期间死去。

红色高棉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贯彻实行其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他们要把柬埔寨转变为一个乡村性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个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没有剥削。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外来服装式样、宗教活动以及柬埔寨传统文化。公立学校、佛塔、寺庙、教堂、大学、商店和政府建筑或者被关闭,或者被改变成监狱、畜舍、再教育劳动营和仓库。没有公共和私人交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非革命的娱乐。休闲活动被严格限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都必须穿黑色衣服,那是他们的传统革命服装。

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人们不可以离开他们所在的合作社外出。这个政权也不准许任何人集会或举行讨论。如果3个人聚会谈话,他们会被指控为“敌人”而遭到逮捕或者处决。

家庭关系受到严厉批判。人们被禁止表达甚至轻微的爱情、幽默及怜悯。红色高棉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被称为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红色高棉宣称只有纯洁的人有资格来建造革命。刚一夺得政权,他们就逮捕和杀害了数千名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的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这些人被视作‘不纯分子’。在随后的3年里,他们处决了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华人,还有大批他们自己的战士和党员——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

在柬埔寨共产党的1976年‘四年计划’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国的每公顷土地上产出3吨大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一年的全部12个月里种植和收获水稻。在大多数地区,红色高棉强迫人们一天劳动12小时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够量的食品。”

 

更具体的例子还有,红色高棉建立了几千人组成的大型合作社,作为消灭私有财产及资本主义的步骤。合作社被设计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给自足,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在公共大食堂吃饭,尽管柬埔寨家庭在一起吃饭已经上千年了。当食品缺乏时,在公共大食堂吃饭使得饥饿更加严重。红色高棉关闭了商店。首都金边原是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强制居民离开,只剩下了四万人口和一个商店,那个商店只卖东西给外国大使馆的人。

 

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没有完整的正规学校,孩子们就在树底下或者人家里学习,他们的老师往往是只有很低的读写能力的贫农。到了1978年,有的地区在学校教育方面稍有改进,儿童可以得到每天2-3个小时的小学教育。在孩子们学习字母和拼写的时候,他们受到的教育大部分是政治教育。另外,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照顾和乐趣。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把国家变成外国傀儡的腐败阶级成员。许多知识分子成为杀戮的目标,有数千名学校教师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了。受过教育的人只得假装不识字,他们只有隐瞒自己的知识和专业训练才能幸免于难。在柬埔寨的华侨,虽然没有作为“中国人”被单挑出来进行群体杀害,但是不少中国人因为有自己的产业,他们被作为“资产阶级”遭到杀害。红色高棉建立了庞大的安全系统,拥有近200个监狱,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级的是在金边的中央安全中心,编号为S-21,关在那里的囚徒被指控背叛革命。这个监狱由一所寄宿中学改建而成,1万4千人死于这座监狱。这些杀戮和迫害是在红色高棉进行大规模社会重构的过程中发生的。对大批被指控的柬埔寨人的杀害,使得社会改造和转型能够得以进行,直到越南军队侵入,红色高棉退回丛林。

 

中国人对红色高棉的一套并不陌生,因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当部分也是张春桥在中国大力提倡并实行过的,只是程度和节奏略有差异而已。那么,张春桥所大力肯定和赞扬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是钞票,也就是钱。红色高棉统治时期从来没有用过钞票,尽管他们曾占领首都金边并统治这个国家3年8个月20天。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示了红色高棉政府的钞票。他们有印好的钞票,但从来没有使用过。电影中有大量纸币乱纷纷撒落街头的场景,有一些后来被人拾去做了历史收藏品。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激烈和暴力,也没有达到停止使用钞票的程度。现代文明中,像红色高棉这样的不用货币的政府和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把社会生活的急剧改变作为“革命”定义的主要内容而不考虑其在进步和道德方面的意义,柬埔寨所发生的确实称得上是“革命”。一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3年8个月不使用钞票。废除钞票,可以算是红色高棉最激进的国家行为。 

 

然而,张春桥对波尔布特的夸奖并不是客气话,并不是出于礼貌随口作出的夸奖。在张春桥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之前,也就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声言要对“货币交换”、“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张春桥的称赞更不是表面应酬,在他发出称赞的同时,从中国的武器、食品及各种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耶鲁大学教授Ben Kiernan的书《波尔布特政权》,列出了中国提供给红色高棉的援助。仅1975年,中国给了20亿美元无息贷款和4000万美元“礼物”,用以维持红色高棉的统治。

 

在《遗失的影片》中,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镜头只有1分钟长。对柬埔寨人来说,张春桥是外国人,不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主要表现的是柬埔寨人民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幸存者自身记录历史的责任。但是他们也没有漏掉张春桥。这一分钟张春桥的镜头,点睛出了柬埔寨惨剧的意识形态背景。

 

作为中国文革历史的写作者,在我看来,纪录片中张春桥的1分钟内容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显示红色高棉革命与中国文革的直接关联,让我们对文革有更深入的认识。张春桥对红色高棉的热情指导,也显现了他在中国计划要进行的社会改造,虽然那些事情在那时候中国还“做不到”。

 

 二、张春桥可以跟什么人“媲美”吗?

 

和柬埔寨电影相比,张春桥在中文世界里的待遇不同。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春桥狱中家书》。书分两册,一册用印刷字体排印,另一册是张春桥的手迹(他是书法家吗),文字内容却是一样的。两册书都是紫红色布面精装带烫金书名(少见的豪华)。在出版社关于此书的长篇介绍中,用了三个人的评论,其中的一位是瑞典的中国研究教授沈麦克(Michael Schoenhals),他说,张春桥的书可以和192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书记葛兰西写的《狱中札记》“ 媲美”。

 

张春桥的书出版一年多了。沈麦克教授在新书介绍中做这样的评论,当时和以后都没有更进一步的论证、说明或者更正。《现代汉语词典》上(商务印书馆, 2002年增补本,968页)对“媲美”一词的解释是:“美(好)的程度差不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甲和乙,或者A和B,可以“媲美”,前提是认为二者都很“美(好)”。葛兰西的那本书是否“美(好)”,本文不会讨论,问题在于:张春桥的书,“美(好)”吗?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虽然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却没有掌握过政权,没有更多机会实行他的理论,葛兰西的理论主要还是纸上谈兵。张春桥在这方面大不相同,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小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并列发出指导全中国的重要指令)副组长。他是发起和指导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两个重要文件的起草人之一。这两个文件规定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并制定了“群众运动”的方式。从文革最早的到最后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张春桥都参与撰写。1976年初张春桥去柬埔寨的时候,其他文革的重要“笔杆子”陈伯达和王关戚都已经被送进监狱了(这些人舞文弄墨,害人无数,却没有能力给自己建立一个安全保险的环境,文革当中不但受害者被害,作恶者自己也不安全),但是张春桥却从头至尾是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人物。他甚至在红色高棉的革命中也充当了重要角色,在《遗失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他的形象。

 

和葛兰西不一样,张春桥理论在8亿人口的中国实行过了,而且还指导柬埔寨相当彻底地实行了。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地看到,张春桥倡导了什么,引起了什么后果,千千万万人被迫害致死。对于张春桥的理论指导下的血腥和残暴,贫困和匮乏,亲历文革的中国人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说张春桥可以与谁“媲美”的人,是在赞扬他的什么美(好)呢? 

 

鉴于张春桥主要是因为对文革理论的贡献而得到了大幅度的职位提升成为第四号权力人物,鉴于他不只是写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和文章还具体领导了文革的重大事件,鉴于张春桥在他的“狱中家书”中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并无任何悔过的表示,赞扬张春桥的这本书“美(好)”,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说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美(好)”。

 

这本《张春桥狱中家书》,除了张春桥在监狱里写的信,还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1966年文革开始前已是成年人,也就是说,她在成年时期经历了文革)和一个叫做“凯蒂”的采访者的长篇对谈。凯蒂自我介绍是张维维在复旦大学附中的同学,现居伦敦,凯的父亲花了几年时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虽然不知凯蒂的全名是什么,但她显然是相当了解文革的中国人,对文革没有语言和文化的隔膜。

 

在该书302页,凯蒂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张维维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嘛,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是更进一步的对张春桥的肯定。不但肯定了他的理论,而且断言张春桥理论比现在中国当局的政策好,不但能发展经济,而且不会有贫富差别。

 

大家知道,中国在文革之后的经济发展得到公认。同时,出现的贫富差别也受到批评。张维维的说法让人吃惊:解决中国现在问题的办法,是按照张春桥的计划/道路做,也就是按照文革的计划/道路做。文革,美好还是不美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

 

评论此书的沈麦克与参与写作此书的张维维,虽然身份角色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为他们的至少是突兀的论点提出论据。尤其前者作为教授,他应该知道立论的方法。难道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还是他们本来就提不出论据?或者,他们把中文读者当作了糊涂健忘的傻瓜?连柬埔寨人都记着张春桥的恶行,而人口几近100倍于柬埔寨人的中国人全都忘记了?

 

好几年了,常在网上见到人们呼吁“文革真相”。文革50年后的2016年也有很多人再提文革话题。但50年后如果还停留在了解真相的层面,多少会被认为太初级了。两年前我写过文章,指出有“否认派”在否认文革的暴力迫害,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另有一种更快捷更彻底的否认方式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直接赞美文革。当柬埔寨电影艺术家认真寻找和再现“遗失的影片”的时候,中国文革的“遗失的影片”面临的却是继续被否认,继续被“遗失”。

 

三、文革的历史还将继续被遗失?

 

调查和记录文革受难者是我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事实上,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我把受难者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写下来,放在网页上,也印在一本500多页的题为《文革受难者》的书里,这是一本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调查报告。

 

除了迫害和死亡,我也试图分析文革实行的社会革命内容。我在《文革受难者》书的前言里写道: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只用一种方式表达相同内容的媒体,把全体人民变成像“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命领导人指为“敌人”的人。

 

文革迫害和文革社会革命,我以为是文革历史写作最需关注的两个层面。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受难者被迫害的问题也就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想一想,红卫兵打死校长老师(仅仅我调查的北京十个女子中学,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详情可见我的文章《雾霾下的文革历史》,2014),在“尊师重道”的中国社会有过这样的事情吗?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监禁在秘密地点受虐待死去,连斯大林式的“ 表演性审判”,连秦二世时代在监狱里使李斯认罪的计策,都无须费心使用,这难道不是对中国社会的司法制度的大破坏吗?不过,我还是主张把二者分开。因为前者直接导致人的死亡,而后者的推行实际上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大规模的迫害,才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违背常情的、后果惨痛的社会改造。

 

张春桥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9年,尽管上海在人们的模糊印象里比较温和有序,其实上海的残忍是特别严重的。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了1,772人,上海同期有11人被打死。但是那时候张春桥在上海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贴近事实看,在张春桥领导下“打倒”了原上海市委“夺权”以后,上海的迫害残忍程度在全国领先。

 

我在《文革斗争会》一文中指出,“斗争会”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迫害方式。文革没有使用上面提到的斯大林的“表演性审判”——也就是假审判,连作假都懒得做,文革大量使用的是“斗争会”的形式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利用这种经济发达优势,上海“独创”了电视“斗争会”。1967年,上海开了51次电视“斗争会”,各单位组织集体观看,观看人次上亿,看过后集体讨论,仿照行动。(见上海报纸上的电视斗争会通知照片。

 

 

文革的另一特色迫害是“牛棚”,即建立在各个工作单位和学校里的监狱,在那里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牛棚”的意思本是拴牛的地方,据我收集到的资料,最早在官方文件里使用“牛棚”一词的,是上海。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这个词,体现了“牛棚”这一迫害形式的正式化和社会化,并对全国有示范作用。在“牛棚”里,被关者不但失去自由,还遭到各种折磨、殴打、侮辱,甚至被杀害。上海当局还把原来的少年管教所改成了关押成年人的大“牛棚”,数百人被关在那里。其中有在芝加哥大学1932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涂羽卿(1895-1975),他是物理学教授,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和中国基督教会领导人。他被关押4年半,释放时已经病重不起。

 

1968年4月,上海当局枪毙了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27日)和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林昭(29日)。这是由上海自行决定的死刑,因为最高法院当时停止审批死刑。这也是在全国最早枪毙没有任何刑事罪责的“文化人”。林昭被枪毙后,当局派人到她的母亲那里索要枪毙用的5分钱子弹费。这种残忍做法后来在别的地方也被仿效。文革后统计,上海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1,510人,而上海当时的职工人数是2百万。也就是说,上海的文革受难人数比例,在职工中高达0.5%。上海还“揪斗”了17万名分别属于9个类别(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敌人”,在职工人数中占8%以上。

 

即使文革的“群众专政”做法造成的广泛的残忍使得普通人对残忍“司空见惯”而麻木不仁,但是要让人们对这一套迫害人的犯罪做法视为“美(好)”,是不是合乎情理呢?这是一个令人警觉的问题。文革对人的迫害和杀伤,有些文革辩护士说“失控”或者“必要的代价”。且不说是否可以用人的权利和生命来做“代价”,我们还应该了解这些“代价”换来了什么,通过张春桥对波尔布特所说的“纯化”和“清洗”,他们要构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政治上,文革提出实行“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空前的个别权力者的为所欲为和滥施刑罚。5年里,毛泽东自己树立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先后都成了“阶级敌人”。一个死于秘密囚禁,一个死于神秘坠机,而毛泽东对刘少奇和林彪却从未进行过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审判。全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的校长,无一例外受到了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折磨和侮辱。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受到“批判”和“斗争”。科长级以上的干部,都“靠边站”,经过长久“审查”,经过重重“检讨”才一个个被“解放”(这种“干部解放”是文革最荒诞的说法之一,世界上居然有施害者暂停迫害是”解放“受害者的说法。),军队“军管”了所有的单位。一个并不可笑的例子是,我的好心和认真的编辑把我文章中的“公检军事管制委员会”改成“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为是我打字的时候漏了“检”字。实际上,文革前的“公检法”,这时候不但被“军管”了,而且“检察院”已经被彻底取消了。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活动”的运动中,大量死刑判决都是由这个“公检”军管会发出的。

 

经济上,城市居民,连在路边卖两分钱一杯的开水也不许可。工人的奖金被取消,许多年不加工资,其实就是减少工资,因为在1950年代,人们的工资是随着工龄在增长的。和柬埔寨一样,中国农村也有过公共大食堂。人们不被准许在家中存粮做饭,尽管中国和柬埔寨一样,过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做饭和吃饭的。“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在大批人饿死后才勉强解散。但是在文革中,又把解散食堂这种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说成是所谓“走资派”的“罪行”。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苦,因而把人送到乡下去成了对城市人的威胁手段。对人民的剥夺从来没有达到这样彻底的程度。

 

和红色高棉关闭学校一样,文革时中国的大中小学都长期停课。大学有五年不曾招生。恢复招生后,招生章程上只要求初中毕业就可上大学,这等于是取消了高中。1969年8月9月,在“林副统帅一号通令”下,全国一大批大学被迫在两三个星期内迁出城市。他们的理由是要“打仗”了,和红色高棉撤空金边居民的欺骗手段一样。一位物理老师悲愤地说,实验室仪器包装时填充用的稻草没有晾干,搬到外地后打开木箱,仪器都受潮生了锈,不能再用。北京中央级的大学只有北大清华准许留下。掌管北京大学八年的是一名从军队来的“王副政委”,“校长”的职务名称文革后才恢复。文革前北京共有55所大学,文革结束时只有18所了,一些大学的教室楼,变成了军队的家属住房。

 

文革有几项“新生事物”,包括赤脚医生、样板戏、革命委员会、工农兵大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统计数字说,共有1600万知识青年,也就是说,大约占城市人口1/6或1/7的人被送去了农村。从时间段也能了解到这个情况。有十二届的城市初中毕业生被大部分送去了农村,这些人口的比例就在1/6到1/7之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不仅全部下乡,而且都到遥远的省份。这个运动一箭三雕,削弱了学校(初中毕业就可走人),削弱了城市(年轻人还未长到十八岁就被排除出去了),削弱了家庭(儿女被送到远离父母的地方,而家庭被看做私有制的基础)。一些文革辩护士说“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借口。 

 

 

1975年4月1日,在张春桥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也就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长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的最后一篇大型的重头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三次写到“货币”。首先张春桥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货币的话。文中说:“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很清楚,张春桥的这一文章是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写的。他虽然是文革的理论文章的主要作者,但不是原创性文革理论的提出者,他只是所谓“笔杆子”而已。从一开始,文革就被明确称作“继续革命”,明确指出文革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继续进行的一场革命。那么到了1975年,新的革命对象是什么呢?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得很清楚。

 

接着,张春桥的文章有两次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战胜他们的。”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得了一种特别的疾病,这种病预后存活不超过两年。据说毛泽东至死也不知道关于他疾病的诊断。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在医学判定的年限之内死亡了。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虽然在柬埔寨做到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文革的结束,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是一个偶然性的疾病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看看1976年9月的报纸,张春桥在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列第四,那个名单也是中国当时的最高权力人的名单,那一年,张春桥61岁。假使毛泽东(83岁)像邓小平(93岁)一样长寿, 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红色高棉式计划。在上海,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也已经把文革前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使用暴力迫害手段,消灭私有制度和与私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实行建立一种新型的理想社会,在崇高的口号下产生的是残酷的现实。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在俄国发生了,在中国发生了,在柬埔寨发生了。张春桥不是唯一的有这种主张的人。但是,也正因为他不是唯一的,所以对他的认识和分析是重要的,对他的赞美是需要人们警惕的。

 

四、 张春桥被“妖魔化”了吗?

 

近年来多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张春桥被“妖魔化”了。真是这样吗?“妖魔化”是形容某个坏人,说他/她像妖魔一样。这是一个比喻。因为人不是妖魔,所以说某个人像妖魔,会被认为带有夸张而受到批评。张春桥的罪恶被夸张了吗?绝对不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指出,“特别法庭”对林彪“四人帮”的判决词里,列出的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和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受难者人数(63人)差不多。如果和上海相比,比上海的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受难者总和(80人)还少十几个。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的罪恶,怎么会是被夸张了的呢?只可能是被缩小被减弱了。

 

2007年,我为法国一家刊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写文章,该文的中文本迟至2012年才发表,文章的中文标题为《是否写入受难者:文革历史写作中的主要分歧》。文中有一段: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很有势力的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在他上面的那两个人都是“四人帮”成员)10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革委会主任。 文革中上海有1万多人被迫害致死,徐景贤在他433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同样,在书中聂元梓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却没有对北京大学的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知道,只要人们知道了受难者就会问谁是害人者,所以他们干脆不提受难者。

 

看了张春桥的新书,我才知道,不但徐景贤的书是这样,而且张春桥的书里也没有提到任何受难者的名字,更不用说对受难者的歉意。同为文革的作恶者,他们对受难者的态度如此相同。他们是忘记了吗?还是他们从来都对受难者没有过恻隐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这些文革领导人没有恻隐之心,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也没有悔罪心。他们和一般的人不一样吗? 他们是“妖魔”吗?

 

我曾经多次想到,莎士比亚在《麦克白》里表现麦克白夫妇在刺杀了国王得到王位后的内心恐惧和不安。在2012年巡演的史诗京剧《赤壁》结尾处,打赢了赤壁大战的诸葛亮独自在江边想到多少士兵的死亡,十分感伤。是否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要换了张春桥和徐景贤,他们的内心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我们用他们是“不一样的人”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做了残忍的事情,为什么残害他人,很可能成为对他们的一种辩护。

 

 

我的《文革受难者》书中有作家、编辑“周瘦鹃”。1968年8月11日周瘦鹃在照片上的这口井里“自杀”。我把“自杀”打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平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自杀。受难者在被殴打、羞辱和关押后才自我了断,而有的根本是被杀害后伪造了“自杀”现场。文革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杀”。我在井边照相之前,周瘦鹃最小的女儿周全告诉我,1968年3月,张春桥接见苏州正在武斗的两派的造反派:“踢派”和“支派”,要他们联合起来斗争“搞盆景复辟资本主义”的周瘦鹃。

 

周全1968年时年纪还小。后来她听说父亲周瘦鹃任《申报》副刊主编时,拒绝过张春桥投稿的文章。周全是家中第十个孩子,父亲由“十全十美”一词而给她起名。她清秀文雅诚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周瘦鹃在1966年就遭到“斗争”,被迫烧了三次书,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和弄堂里。据我的调查,文革中所有的作家,除了郭沫若和茅盾,都遭受过“斗争”和“批判”。1968年张春桥特别号召苏州造反派对周瘦鹃加以斗争,是造成他死亡的特定原因。

 

我找到了1968年3月15日的《苏州工农报》(见照片),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苏州市革命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本市两大派代表在沪达成苏州市委员会调整充实扩大方案的协议”。

 

 

张春桥对两派谈话中关于周瘦鹃的部分,由上海社科院金大陆先生提供如下。

张春桥说:这个城市那一些叛徒、特务、汉奸、还有一批,他们决不甘心无产阶级在这个城市能够站稳脚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敌人决不会甘心的,他们总希望复辟。你看解放以后,你就从好多事情来看,那个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的势力啊!我看要苏州就不小。你看什么周瘦鹃一类无聊的家伙哪,给人家就专门弄个盆景啊,都搞这一套。你看他那就完全是出于爱好?那这不是搞复辟?宣传那些东西,瓦解人们斗争的意志。我到苏州去几次,但周瘦鹃家里,我从来不去。我到那里去干什么,看那一些,你只要去一次,啊呀,他就要吹半天。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吧,这个东西,那个复辟的,守旧的势力,它竭力想把这个苏州啊,一直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样的色彩,总想着把这个城市往后拉,决不愿意把它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更不会愿意它这个红彤彤的大学校,那个他们决不愿意干的。1968年3月14日,红苏州、新苏州联合版

 

做盆景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就是“叛徒特务内奸“?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教授看了张春桥的这段话对我说:这些话像中学生骂架,不像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说的话。我说:他们从来都不是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但是在迫害人方面,他们从不含糊。这位教授还说起她的一个研究生在研究福尔摩斯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周瘦鹃是最早翻译福尔摩斯的人之一。我原来不知道这一点,但我记得,文革期间完全没有娱乐性的书可看,是我的父母凭着记忆给我和两个妹妹讲了那些有趣的侦探故事,也让我们接触了逻辑推理和幽默感。

 

我查了叶永烈编的“张春桥著作年表”,看到张春桥1930年代在《申报》发表过3篇文章。一个20岁的投稿者被编辑退稿,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张春桥直到30年后的1968年还怀恨在心,用权报复,害死了周瘦鹃。又过了30年他写这本《狱中家书》的时候,难道忘记了文革中被他害死的人了吗?(这里只是举了周瘦鹃一个例子)当然不会。由此看来,他抹杀受难者的做法是故意的,有算计的。他是在愚弄人民罢了。

 

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是“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我写过全中国的校长都遭到了殴打、侮辱和“斗争”,“校长”就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被指定迫害的过程中,文革领导者并不认识每一个人,甚至不认识其中的大部分人。迫害还有一些是针对施害者认识的人的,这种迫害特别体现了施害者在个人道德上的恶劣和败坏。

 

细观事实,我的结论是,张春桥不但是文革兴起和发展的主要理论家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残酷迫害人民和实行激烈社会改造的实施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一个在道德上残忍冷酷的人。他的参与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方面的贫穷和匮乏,人权方面的残酷和暴虐,文化方面的荒芜和空白。他既没有被“妖魔化”,也不是一个可以与什么人“媲美”的人物。 

 

2016年,是文革发动50年。到了2017年,文革迫害和祸害的“否认派”大概还会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见证者也会继续揭示历史真相。人们会努力在对准确的历史的思考中,规划我们的未来。虽然张春桥幽灵还在飘荡,关于文革的谎言还在流传,但是如林肯所说,你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可能一直欺骗某些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40年前我听到了林肯的这段话,我相信林肯这段话。当然,破除谎言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写于2016年8月-12月)

 

 

 

 

内容转载自公众号

 

熊景明::以史为鉴谈文革-----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综述

January 29, 2017
2017-01-24 作者授权转发 黄勇
 
八十年代,殃及几乎每个家庭的文革刚过去,邓小平复出,“四人帮”倒台,有点像抗战胜利,人们以为否极泰来,国家从此走向正路。国人上下一心,开启了改革时代。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民间用浩劫形容刚过去的动荡。为了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对错误发动文革的领导者毛泽东私下议论,却十分合作地没有去追究责任。今天被追忆为“黄金的八十年代”,在追求思想解放,个人不再受政府严重束缚的同时,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官民共同的思想基础便是对文革,对1949年以来制度和政策的反思,乃至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实践的反思。
 
当时没人料到,整个民族付出十年光阴,许多人付出生命换来的觉醒与共识,终结于八十年代末一次不幸的事件。文革结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谈文革在文革发生的土地上成为忌讳。今天的年轻人,是在折腾的年代之后长大的幸运儿,大多数对文革认识模糊,以为是一场走资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轻飘飘一词“前三十年”雾霾一般遮盖了中国人经历的一段惨痛历史。让我们做点什么,是多位中外文革研究者共同的想法,于是准备写一本通俗的文革读物,从不同的方面描述文革发生的事情,说明前因后果。以史为鉴,引起读者思考,希望动乱不再出现,寻求曾有过的朝野共识。
 
2017年1月8日,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及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以史为鉴论文革》研讨会,邀请该书的十多位作者报告各自章节的内容。正值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年度国际博士生研讨班,促成一次难得的交流。当天是星期日,主办方估计不会有多少人参加,结果祖尧堂座无虚席。讲者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每一场都很精彩。
 
第一位讲者,文革的资深研究者徐友渔教授单刀直入,点出文革发生的十四件大事,包括取消高考,大学停课十年;席卷全国的大批判,斗争会;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破四旧,立四新”带来的文化大破坏;“血统论”将1949年以来对因家庭出身被划为“贱民”群体的迫害推向高潮;文化专制,全国人只允许看八部样板戏;学生下乡,将一千八百万中学生赶到农村;武斗,军队管制等等。每个事件用图片说明。
 
数十年在美国教授物理学的丁抒,以文革及当代中国史研究为志业。他展现证据,说明文革初期受到最高领导人的鼓励,红卫兵打人,甚至打死人造成恐怖气氛,导致随之而来的,遍及城乡的“横扫一切旧习俗、旧文化”运动。标志“旧文化”的古建筑、坟墓、寺庙包括藏族地区的喇嘛寺被毁。扫荡公共建筑之后,进入家庭,开启抄家运动。文物,书籍,古画,当场焚烧;数万人在“破四旧”中被打死。丁抒列举的那些令人心疼的数字与事实来自公开出版物,包括上百部政府出版的地方志。
 
讲者宋永毅无疑是当今文革史料专家第一人。他对广西文革的研究基于他编撰的700万字广西文革史料电子版。在文革刚结束的八十年代初,彻底否定文革是党内一致的呼声。1983年广西组织了十万党政干部,花了四年多时间,调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关于广西文革时期,大规模枪杀无辜,人吃人,大规模性暴力等,有过传闻。情节太过血腥恐怖,听起来匪夷所思。宋永毅用官方编撰的史料证实这难以置信的事实。曾经有大约九至二十万人被折磨致死或直接被枪杀。他们因家庭出身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的人,包括他们的孩子,也包括因文革派系被扣上罪名的民众。种种酷刑,令人毛骨悚然。之前讨论书稿的工作坊上,我们建议他不要讲细讲。
 
周孜仁先生曾经是文革时期的风流人物,为重庆两大造反派之一,815派最重要的笔杆子。他说“今天我走上这个讲台,感觉像是作为一场审判的证人”。他生动地讲述了重庆武斗中,那些准备为了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牺牲性命的年轻人,在不同的兵器工厂和军队的支持下,彼此之间真枪实弹的“内战”。今天重庆沙坪坝文革死难者公墓的433座简陋的坟墓中,埋着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逝者,见证一段不应当被忘却的历史。他讲到自己作为一个求上进的好学生,如何被洗脑,对领袖宗教般的景仰,深信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理论,渴望成为拯救世界的天使。同样的信念,令他成为文革中魔鬼般蔑视生命的狂热分子。
 
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德教授(Andrew Walder)的演讲从一个小故事开始。八十年代初他到中国做访问研究,人们争相对他讲述文革的疯狂与不幸。有人举起五个手指,摇动大拇指,笑道:“四人帮”。那是文革后人们心照不宣的一致看法。他的演讲指出文革发生的前提是领导层中一些人对毛的忠诚超过对党的忠诚。毛利用这些人以及妻子江青做出人事布局,控制宣传机器,借重林彪控制军队,最终摧毁党的组织体系。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毛的指挥部,暗中活动,动员群众造反,形成情报网络,但未能完全掌控局面。现在看到的文革研究,大部分都支撑这一判断,只不过无人像他这样直言皇帝没穿衣服。
 
非常之巧,就在会议召开前夕,三本关于文革的著作出版。杨继绳近90万字的巨制《天地翻覆》,力求全面还原十年文革真相;宋永毅主编的论文集《文革五十年》,及冯客(Frank Dikotter)的《文化大革命》中译本,可惜杨继绳未能到港参加会议。会上冯客教授概述书中对文革的梳理,同时让大家见识了这位杰出学者演讲家般的风采。来自美国的陈意新教授介绍了很少人研究过的文革中农村发生的事。农民没有在文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学大寨运动令农民苦不堪言,阶级斗争升温造成某些农村地区的集体屠杀。
 
南京大学的申晓云教授陈述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指出文革是最高领导者用枪杆子做后盾运动群众。研究上海文革的专家李逊讲述文革的关键事件,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委领导的“一月革命”,以及后面的内幕。著名的知青研究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et)介绍了知青运动的概况,探讨运动为何以失败告终。未能到会的丁东先生准备的讲题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思想者”,这一题目的缺失令文革时代颇为重要的一面未能对听众呈现。
 
秦晖指出,虽然彻底否定文革已经写进党的决议,后来却变成避而不谈,因而社会对文革的认识堕入误区。将文革定性为毛主席发动人民群众反对当权派的斗争之说,为不少人接受,在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群中尤为普遍,“拥毛反邓”是毛粉的普遍意识;另一种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认为他们安安稳稳当官的前17年是对的,文革是错的;也有少数民主派认为文革体现了民主,值得肯定;第四种文革叙事在文革学者中是主流,追溯到对49年后体制的的反省。秦晖的演讲潇洒自如,将严肃的话题挥洒得趣味横生。
 
会议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有位听众激动地站起来发表意见,挥拳高呼:文化大革命万岁!xxx万岁,万万岁!打倒xxx!等口号。愤怒与激情令他漠视会场秩序,造成几分钟混乱场面。我们之前曾建议讲者让听众对文革找到一点感觉,结果这位不请自来的长者做到了,令听众感受到一点点文革气氛,也呼应了秦晖指出的“拥毛反邓”的文革认识误区。
 
文革如火如荼的1967年,在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推动下,成立了校内第一所研究机构,中国文化研究所,秉承了传承并发扬中国文化的使命。数十年来,这座静静的四合院里,色彩斑斓的锦鲤优哉游哉;北望神州,几番风雨后,大国经济崛起,文化的崛起则任重道远。这次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研讨会,事先未曾刻意安排,却成为中国文化研究所五十周年纪念的开锣戏。莫非不是偶然?
 
熊景明

德国之声 | 大写的尴尬!党媒"吐槽"春晚观众口味"刁"

January 29, 2017

日期 28.01.2017
作者 严严

央视鸡年春晚落幕,随之而来的是网民吐槽不断,内地知名评分网站评论功能遭关闭。党媒《人民日报》发文批观众,越来越擅长"挑三拣四"。

 
(德国之声中文网)与历届春晚一样,今年春晚依旧利用大篇幅体现官方的政治"主旋律"。晚会总导演杨东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春晚的最大特点就是创新","我们已经尽力了,但做得好不好由观众来说"。

梳着长长马尾的男导演杨东升为数亿中国观众准备的这道年夜精神大餐想必费尽心思,这一点无论从节目的阵容、编排、流程和舞台技术上都能看出。然而,对比1983年开始的第一届央视春晚,似乎观众更怀念过去的"朴实"。

好不好“它”都在那里

如今春晚愈发浓郁的政治色彩,引发观众评价两极化,一度引发争议:批评春晚一年比一年尴尬,"大写加粗"的尴尬。一些为杨东升点赞的回应中,有网民写道,"根本没看,不愿意看。"、"小品没笑点,都是给党唱赞歌。"、"迂腐无聊、精神污染、真的没看、尬歌尬舞、洗洗睡吧……"

中国知名法学家贺卫方曾公开批评"春晚"已落到宣传强颜欢笑,用各种歌舞升平掩饰弊端和不公的可怜境地。他呼吁"春晚"可以休矣。

但现实是什么呢?著名作家冯骥才多年前表示,除夕夜看春晚已成为中国人的新年俗。虽然他没有褒贬春晚,但承认春晚已成为一种习俗。言下之意,好坏已经不重要。好不好,"它"都在那里。

 
别“'挑三拣四”

党媒《人民日报》提前给观众打预防针,大年二十九发表文章,试图给春晚被习惯性吐槽找出答案。文章将对吐槽不断的现象归咎于观众口味的改变。作者批评说,"国人的审美趣味在发生变化,评判能力大有提高,也就是说口味更刁了,越来越喜欢'挑肥拣瘦',也越来越擅长'挑三拣四'。"

文章也透露出无奈,"尽管央视春晚一直努力不断,改造升级,但仍招致一些批评声。"作者建议习惯吐槽春晚的国人,不妨多提一些建设性意见,保持客观立场。

 
节目遭下架

但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凡负面评论皆有遭屏蔽的厄运,包括无关政治的评论。在被官方屏蔽的自由微博网络平台上,1月28日,"春晚"一词登上实时热搜得第二名。原因之一是,国内知名评分网站豆瓣"2017央视春晚"节目的观众评分异常低。观众打出2.4分(对应满分是10分)。有网民在打分后评论说,"我觉得今年的春晚还是可以打10分的,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其余90分都靠颜值……"

根据网传截图显示,晚会播出时参与评分观众不到3000人。豆瓣的评分规则是一人一票。该平台主要是观众用来评分和分享心得。截至发稿前,笔者在豆瓣网上无法搜索到有关"2017央视春晚"的词条,评论功能也遭关闭。

 

鲍蓉:川普总统支持者给出巨额小费, 呼吁国家团结

January 29, 2017

VOA 2017.01.28 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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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 —  
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就职已经一周,但是支持者和反对者依然针锋相对,民意两极分化严重。在这样一个紧张时刻,一位来自德克萨斯的川普支持者却在华盛顿用自己的行动呼吁大家相互理解, 团结一心。

华盛顿特区有一家叫做busboys&poets的餐厅,这里的侍者罗莎琳·哈里斯这两天成了当地甚至全国的新闻人物。原来,就在这周一,来自德克萨斯州、刚刚参加了就职典礼的川普支持者, 杰森·怀特先生,在这里就餐后给她留下了450美元的巨额小费。在这个账单上,他还写下了自己的心声:“尽管我们来自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如果人人都能像你这样对大家报以微笑,我们就能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不分种族,不分性别,我们都是美国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家餐厅的经营者和主要顾客群都是偏自由派和偏左翼的人士,而故事的主角,罗莎琳本人也是积极的民权分子,她在上周六还参加了妇女大游行。

尽管罗莎琳和怀特先生的政治意见相左,她仍然对他的行为表示了感谢和赞扬。她说:“怀特先生没有直接说出“团结”这个词,而是说我们是一样的公民。也就是说,不把人们区分开来,不是说你有一个特定的性别归属,一个特定的种族归属, 不是说要依据意识形态、观念和原则来决定你如何对待一个人,而是把每个人都看作自己的同胞,都是美国的公民,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尽管我们现在面对很多不同的意见,但这个就是事实,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他不是沉浸在种族隔离的想法,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继续分裂下去,而是建议我们团结起来。”

这条新闻发布后,社交媒体上也是议论纷纷,有人说人的善意善举不分党派,也有人说,我们可以鼓励不同的声音,但是要求同存异,和平协商,交流意见,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建设。

胡少江:特朗普对中国的冲击

January 29, 2017

RFA 2017-01-27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已经一周。在入主白宫的第一周里,他签署了一系列的总统命令,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国内国际政策、甚至采取了一系列的内政外交行动。他做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密集的、大幅度的改变美国政策方向的事情,在当代美国总统就职后的短时间内实为鲜见。所有的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有一个共识:这个人对他在竞选中所做出的承诺是当真的!赞成他的人为此欢欣鼓舞,反对他的人对此愤怒异常。

关注国际关系的人已经预计,特朗普的执政将对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变数。通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对中美关系不比寻常的频繁而失态评论来看,中国政府对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经过华盛顿多次政党交替和总统换届,中国政府及其智囊们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个规律:对当选总统在竞选中的激进言辞不必过于在意,因为进入白宫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改变看法,并且与现实妥协。

但是现在看来,特朗普的确是一个异数。不谈别的,就中美关系而言,他是第一个敢于公开打台湾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而且对于中国人的被激怒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他的小团队成员公开放话,假如中国政府继续在中美贸易、北韩核武、南海纷争等许多议题上我行我素,与美国利益相对而行,特朗普政府将绝对不排除重新审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些做法让习近平和他的团队怒不可遏,但是又显得毫无反制能力。

特朗普执掌白宫,对中国产生的冲击至少将直接来自三个层面。首先是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显然,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的经济政策将产生变化。无论是持续的大额美中贸易逆差,还是中国政府对外汇的控制和对美国资本越来越不友善的态度都将成为特朗普要求重新与中国谈判的话题。特朗普对此摆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不仅威胁要将中国列入外汇操纵国加以制裁,而且威胁要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将十分明显。

其次是他的执政风格给中国外交带来的冲击。中国显然已经习惯了应对那些被官僚精英们改造过了的美国总统的行事风格,对他们是一拖、二辩、三游说、四敷衍。拖就是让子弹飞一阵子,静观其变;辩就是利用中国信息的不透明进行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明,争取缓和矛盾;游说是动员一些与中国有利益关系的公司和政客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软化其立场;敷衍就是最后做出一些表面的让步,给美国政客一些面子,但是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现在看来所有这些套数都可能不行了,因为特朗普行动迅速,而且明火执仗。他不仅告知战略意图,要求中国在经济上做出明显让步;而且还公开自己的策略,要求将经济问题与台湾问题连在一起。这一点是中国政府始料不及的。虽然中国政府声称台湾问题设计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可谈论。仔细揣摩,这一表态颇为耐人寻味,言下之意莫非是:经济问题非中国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让步的准备?假如果真如此,特朗普真的就不战而胜了。

特朗普对中国的冲击还会来自于他的对华立场和风格对西方民主国家、市场化国家的示范效应。在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奉行的是政府控制下的全球化战略,相对于西方的市场主导的全球化,中国的战略在吸收全球资本、输出中国产品方面占了优势。在经济上成长起来之后,中国政府又利用西方政客和商人“讨便宜”的心态,分而治之,游刃有余。这个世界已经习惯了在中国专制政府提供的温水中放进民主国家长远利益这只青蛙慢慢蒸煮。

特朗普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敢于直接面对中国政府,并且直接用常识叫阵中国政府西方政客,假如中国政府无法成功应对他的冲击,尤其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这将给其他的民主国家带来对华外交的新思维。人们将会认识到,直接和回到常识的外交风格将能够迫使中国回到真实而不是敷衍的对话中来;虽然中国政府能够通过经济厉害关系各个击破西方公司和政客,但是对一个具有民意的主权民主国家,中国政府迄今为止的霸道和无理实际上不堪一击。

辛可:王道与王八蛋道

January 28, 2017
2017-01-28川普大叔

 

在中国,知识分子严重肾亏,犬儒泛滥,真正牛X的不多,辜鸿铭算是一个。尽管我不赞同他的立场,但佩服他的学问以及做人的风骨。就算有“好大言,自负太过”(郑板桥)的嫌疑,至少他说实话,有勇气做他自己。
 
辜先生是名人,传世段子很多,比如茶壶论等等。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他讲过一句话——天下之道,不行王道就行王八蛋道就因为这句话,我喜欢上了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也勉强原谅了他四处嫖妓的不良嗜好。
 
晚生迂拙,就所谓王道和王八蛋道,愿为辜先生做一二解读:
把人当人、让人民自己做主的道就是王道,把人不当人、凡事替人民做主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人人平等、大家都站着活的道就是王道,人分三六九等、少数人站着其他人跪着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尊重民意、人民真正说了算的道就是王道,打压民意、只有少数权贵说了算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鼓励言论自由、让人说真话的道就是王道,搞文化专制、不让人说真话谎言横行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尊重富人眷顾穷人、让多数人富足的道就是王道,少数人骄奢淫逸多数人食不果腹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能保护、增进国民个人财产的道就是王道,以国家之名掠夺、损害国民个人财产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让官不聊生、官僚政客怕老百姓的道就是王道,让民不聊生、老百姓怕官僚政客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把权力和掌权者关进制度笼子里的道就是王道,把自由和人民关进制度笼子里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为国民共享的道就是王道,公共权力、公共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尊重民权、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道就是王道,压制民权、损害个人自由权利的道的就是王八蛋道;
 
让人民有安全感、免于恐惧的道就是王道,让人民缺乏安全感、深陷恐惧之中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凡事讲理、不扣帽子不打棒子的道就是王道,凡事蛮不讲理、以权压人以势欺人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凡事从长计议、为子孙后代考虑的道就是王道,凡事唯利是图、不怕断子绝孙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以开放的胸襟、能够相互包容的道就是王道,关起门来斗得你死我活、只懂窝里横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顺应历史潮流、融入人类文明主流的道就是王道,倒行逆施、拒绝人类文明主流的道就是王八蛋道。
……
上文未必契合辜先生本意,错与对是与非,诸位自己去揣摩。千百年来,中国人总是热切期盼王道乐土,可临床效果差强人意,大部分时候都在行王八蛋道。万马齐喑、鼠辈横行,难道只是晚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的也不止是唐朝吧!
辛可于北京
 
作者简介
 
辛可,原名辛梦尧,知名作家、学者,祖籍宁夏,现居北京,所习专业为历史学。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始终坚持戏讽性艺术风格,嬉笑怒骂,自成一格,描述了现实社会中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出版有《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逼下梁山》、《斯文扫地》等著作。
 
文章来源:辛可公众号 xinke9199

专家评封杀翻墙技术,中国网路越发“自成一格”

January 28, 2017

焦点对话:封杀翻墙技术,中国网路越发“自成一格”?

VOA 2017.01.27 23:14 宁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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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 —  
中国网路监管再下重手。本星期,中国工信部宣布全面清理虚拟私人网络VPN,禁止网民未经批准通过VPN翻墙上网。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朝着建立封闭隔绝的自联网大大迈进一步,不仅普通百姓失去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工商和科技行业也失去和外界联络交流的通道。 中国封杀VPN,原因何在?最大的受害者是谁?网路技术进步越来越快,政府的封锁手段是否赶得上科技革命的步伐?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华盛顿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锋博士;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
 
程晓农表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为了翻墙获得各种信息,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的人2015年就达到1.4亿人次(每人每月使用次数不同;1.4亿人次中35%看境外新闻,20%看视频)。除了境外的多家虚拟专用网络服务商之外,最近几年国内许多网络宽带公司也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这些国内虚拟专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可能大大增加翻墙的人数。中国政府经常封锁境外提供的虚拟专用网络服务,这次工信部的措施则主要是清理国内的网络宽带公司等提供的虚拟专用网络服务。中国政府非常清楚,经济稳定依赖于外贸、外资和对外技术交流,而这些涉外经济活动都建立在信息的自由流通基础之上,因此它没有彻底禁止外企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但中共维持经济的最根本目的是维系政权,当信息的自由流动让政权失去安全感时,它宁可牺牲经济需要,也不愿让信息自由威胁政权,所以,经济利益不会改变它守卫“防火长城”的决心。

程晓农说,在习近平完成集权之后,十九大前后应该不会有多少高层冲突,所以十九大不是加紧控制互联网的主要原因;由于国内经济社会形势日趋严峻,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社会反弹,当局正不断加强社会控制,对国内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商的强化监管,与近年来对网站、平面媒体、博客的强化监管是一脉相承的。近30年来中国当局的一系列政策表明,经济繁荣时中国的政治不会进步;经济滑坡、社会矛盾增加时,政治只会倒退。

魏碧洲指出,过去几年中国国力增强,民众购买力加强,频繁来往于中外各国,对不同语言网站的关注度与日俱增。这让政府感到不安,担心民众获得不该得到的信息。统治者希望维持稳定,以利于统治。然而,钳制自己的百姓是匪夷所思的,与自己要当国际领袖的理想背道而驰。只有信息开放,才能造就强大的政府。

魏碧洲说,封锁互联网会在中国创造特权阶层,比方领导人、外企等就可以获得外部信息,但广大民众却被排除在外。这使得广大百姓成为二等公民,使他们酝酿不满和激愤情绪,其实这反而不利于当局统治。而且,一个政府要考虑,自己想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封锁互联网的结果就是让下一代对世界了解不够,视野狭窄,被迫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这样的国家,会有国际竞争力吗?

钟伟锋说,信息流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元素,电子商务数据自由对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目前来看,国内学者与外界联系没有很多障碍。对于新规定我们要假以时日,观察其执行程度。政府已经澄清,这个规定对外企将没有影响。另外,跨国公司在中国因为封网而多大程度影响盈利,这方面我还没有看到过数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外资撤离不是因为网络限制,真正的原因是十年以来的中国放缓减缓,外商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担忧。

陈破空表示,中国政府全面清算VPN,是国内控制继续收紧、政治空气继续左转的一部分。其实,当局一直在封杀VPN,尤其,每逢敏感日或重大活动,诸如六四周年、20国峰会、党代会时,中国网民每每感叹“墙又加高了。”这一回下令清剿,意图斩草除根。其实,随着网速的提高、技术的翻新,中国政府未必能全面堵死翻墙技术,地下VPN将继续存在,新的翻墙技术将不断诞生。中国政府的封杀,很可能赶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

陈破空说,封杀VPN,妨碍的不只是翻墙的中国网民,还有在中国投资开业的外商,包括台湾、香港商家。换言之,会损伤中国经济发展。但中国政府显然已经不再在乎这些,不在乎对外商、台商、港商的得罪。他们认为,与政权的安稳相比,吸引外资已经不那么重要。而且,中国当局正通过对国营企业的补贴和保护政策、对外商更加苛刻的市场准入、以及服务器监管、网路安全立法等手段,挤走外商。封杀VPN,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挤走外商的又一招。中国对外投资逐年加大,已经超出外资在中国的投入。这表明,中国红色权贵资本,既加紧抢占国际市场,也加紧独占、独霸中国市场。出于经济利益的争夺,也出于政治安稳的谋划。

温浦平:风云变幻的鸡年

January 28, 2017

2017年01月28日 00:05 东网

中国政府近日针对网民用作翻墙的VPN进行排查

如果说猴年是令人心情如坐过山车的一年,那鸡年给人们的感觉,就如过山车进入山洞一样,车上的乘客感到恐慌之馀,对前路充满迷惘。

这个心情,中南海诸君相信已做好准备。每年春节前,政府为了营造祥和气氛,重大政策一般不会出台,而是等到过年后与三月两会举行之间,才会推出重大而引起反弹政策,但就在猴年最后一个星期,北京推出多项针对民众的控制措施,当中对一般人影响最为广泛的,莫过于全面排查网民用作翻墙的VPN。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上任之初,国内、外民众都充满期待,民间舆论对政府几乎一面倒拥戴,但四年后,改革措施已落实了多年,但除了反腐一项外,其他民生问题都成效不彰,经济情况每下愈况不在话下,司法制度仍然腐败丛生,连空气污染问题亦无法改善,人们的自然反应是,究竟我们的道路是否走错了方向?

民众的疑问愈来愈多,官方已经察觉到,过去一个月,采取了2014年以来最强硬的手段,维权律师持续打压,对传统右派知识份子,亦把他们遗下丁点儿的网络空间都赶尽杀绝。到最近几日,就连环保人士都成为针对对象,雾霾预警被严格限制,相关部门只能用雾或是极端天气来形容这些致命的毒雾。

种种迹象显示,政府已成惊弓之鸟,稍为风吹草动,都会作出过度反应,就在这时候,又出现了来自外部巨大的压力,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他在选前的疯言疯语,竟然逐一落实。这进一步催化了北京绷紧的神经,在京城里,稍为对政治气味敏感的政、商和知识界,都感到政府开始进入了备战状态,为一旦出现的动乱作出准备,全面封网的措施,在技术和实行上已做好准备,金融方面不惜被国际社会骂作改革倒退,亦要严限资金外流,军方人事方面亦频繁作出调动。

现在离十九大下半年召开只剩下九个月,旧有既得利益集团将会利用各种不稳定因素,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这是他们最后的挣扎,否则到十九大之后,将会彻底进入习近平年代,旧有势力亦会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2017鸡年,是关键的一个年头,也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大家紧记系好安全带。

最后祝大家鸡年进步,身体健康,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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